光辉历程

张景钺，字岘侪，江苏武进人，植物学家，教育家，学部委员。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生物学系主任、理学院院长，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等。我国植物形态学和植物系统学的开拓者。其1926-1938年间发表的论文，是我国植物形态学发育解剖学、生理解剖学、实验形态学的最早文献。张景钺是中国植物学会的创始人，长期担任北京大学生物系主任，多年来致力于学会和教学工作，培养了一批植物学不同领域的人才，促进了现代植物学在我国的发展。

怀念张景钺老师--陈阅增 陈德明

我们的老师张景钺先生已经离开我们20年了，但他和蔼可亲的音容还一直索绕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工作稍有成果时我们想到他，因为是他给我们的教导和鼓励是我们的以进步；在我们工作遇到挫折时我们更想到他，因为想到他工作的锲而不舍的毅力，我们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就会油然而生。

1932年，张先生到北大担任生物学系主任。从此以后，张先生就把他的毕生精力全部投入到建设高水平的生物学系，培养高水平的人才工作中去了。他以他的高尚品德，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渊博的学识教育了他的学生，现在他的学生已经遍及祖国各地，我国绝大多数有成就的植物解剖学家，不是他的学生就是他的学生的学生。说他桃李满天下，说他是我国植物形态学和解剖学的奠基人，决不过分。

笔者之一是1933年考入北大生物学系。当时生物学系小的可怜,只占老北大地学楼的一隅之地，设备陈旧，教师只不过区区8、9人。张先生一切从头开始，从改装实验室、定购图书和仪器药品，到聘请教师、组建高水平的教师队伍，……等一切繁重复杂的工作都是张先生亲自带领一位年轻助手一件一件的完成的，1937年笔者毕业时，生物学系已大大改观：增聘了专职教授，开出了很高很高水平的课程。图书室，实验室，也相继建立起来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植物形态学实验室和动物生理学实验室完全是从无到有的建成的。张先生和徐仁先生领导一位年轻的实验员经过几年的努力制成了一整套植物形态解剖切片，直到现在这些切片在教学中还在发挥作用。我们刚入学时，生物学系还没有动物生理学教师，实验室就更谈不上了。张先生先派当时还是助教的李落英老师到协和医学院张锡钧教授的实验室进修，然后又请张锡钧教授来北大给我们讲课，同时又请林可胜教授作学术报告，同时做示范实验。听报告的人很多，挤满了老北大二院的一个最大的阶梯教室。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张先生的努力在北大掀起了一个学习生理学的小高潮。一年过去之后，一个小巧玲珑的、然而却是设备相当齐全的生理学实验室建成了，生理学的实验教材也出版了。

张先生对教学从来是重视的。他给我们讲过普通植物学、植物形态学、植物解剖学、植物显微技术等多门基础课。他给我们讲的普通植物学课十分生动活泼。他把讲课和实验结合在一起，以看活材料为主，以看标本制片为辅，从种子结构和萌发讲起，一直讲到新一代种子成熟时结束。在课程进行中及时插入植物园时地学习，学习植物分类。学生一面听课，一面做实验，不但学到了植物学基本知识，也初步知道了如何采集标本、如何做简单切片、以及绘图应注意的事项。我们是和地质系同学一同上这门课的，我们觉得这门课程太棒了。有一次张先生说要增加一堂课，同班一位同学立刻说增加几堂课都可以，上这门课是享受，不是负担。现在回想起来，如果生物学的各课都能刻意改革，达到这门课的水平，生物学就不会再被讥讽为“死物学”或“名词术语学”了。

在西南联大时期，张先生还和李继侗先生吴韫珍先生共同给二年级学生开设了一门植物学基础课。我们常看见他们三位在开课之前，聚在一起讨论课程内容、深度、分工和教材等问题。三位有名的植物学教授共同开设一门基础课，这是一个创举，这说明当年的老科学家对学生的基础训练是多么地重视。

张先生对学生和年轻教师要求严格，但是他的态度却总是和蔼可亲，与人为善的。他说的话在学生心中很有份量。记得在三十年代，抗日战争前夕，北平人心惶惶，和日人勾结、甘心为虎作伥的肖小之辈蠢蠢欲动。张先生和我们另一位老师，即张先生的夫人崔之兰先生，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作为一个人，不能做没有backbone（脊梁骨）的事。在我们进入四年级开始作论文之前，他还告诫我们说，做学问的人要竞争，也要礼让，要讲sportsmanship（运动员风格）。张先生的这两句话直到现在还牢牢地记在他的一些学生的心中。就在半年以前，北大的一位老毕业生回到北京时还用张先生说的做人要有backbone这句话教训他的子弟。张先生这句话之所以如此有力量，不是因为词句有什么新奇，而是因为张先生身体力行，他自己就是以这句话作为他行动准则的。他和崔之兰先生一生光明磊落、疾恶如仇。他们藐视当时已经腐败的国民党当局，从不与他们为伍。他们对学生寄以厚望，鼓励帮助学生而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在初到西南联大时，我们几个因图书设备缺乏做不了研究，再加上生活困难，有一点灰心丧气，张先生和崔先生说：“至少还有显微镜可用，就地取材，有什么条件就做什么工作。”他们还鼓励我们：“时间宝贵，你们应该尽快超过我们，要一代比一代好才对。”他们胸怀之宽广，使人钦佩。在他们的鼓励下，我们情绪稳定了，劲头也上来了，从此我们各自才确定了研究方向，开始了研究工作。

当时张先生正在给学生上植物显微技术课，所需试剂如二甲苯、枞胶、各种染料等都无法买到。张先生没有因此而不做实验或少做实验，而是和肖承宪先生等一同研究，以当地盛产的桉树油替二甲苯、以松香代替枞胶，以云母片代替盖玻片，以紫苏木提取物代替苏木精，很好地完成了教学任务，也使全系的切片工作得以进行。后来实验室被敌机炸塌，张先生又带领一部分师生从废墟中把残存的盖玻片等一一拣回来。这些事对全体师生都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看到张先生这种坚韧不拔，克服困难的精神，我们深感惭愧，也深受鼓舞。

1952年，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的生物学系合并成北大生物学系，张先生继续担任系主任。在以后几十年的批判摩尔根、学习苏联，以及多次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中，张先生从未放松生物学系的建设工作，也从未忘记培养祖国需要的高水平人才。他熟知国外生物学的发展趋势，也常和国内同行交换培养人才的意见。早在五十年代中期，他就告诉我们生物学系应尽快建立微生物学专业。他认为：1.微生物在生物中是一大类群，把细菌等放在植物界很勉强，它们和植物相差很远；2.微生物生长快，易培养，是研究生命规律的好材料；3.微生物和农、工、医都有密切关系，开设微生物学专业易于联系实际。当时生物分类的五界系统还没有正式提出，张先生这一见解反映了张先生的渊博学识和对问题的洞察力。在张先生的努力下，生物学系和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共建了微生物学专业，可惜好景不长，大跃进、社教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打乱了教学秩序，微生物学专业几起几落，终于没有建立起来。现在想起来，我们努力不够，很惭愧也很遗憾。

进入六十年代之后，张先生因病行动不便，不能经常到系工作，但仍念念不忘生物学系的建设发展。在制订教学计划时，他指教我们，要多看些外国的教学计划，要从三个方面考虑学生的培养。即坚实的基础，知识的宽度和所学专业的深度。张先生的意见切中要害，防止了片面追求高精尖，削弱基础训练的偏向。五八年大跃进之后，张先生讲话写字已经很困难了，但他仍约我们到他家中，问我们能否尽早开出生物学史的课程，还告诉我们应该让各门课程都增加一些本学科的历史内容。张先生虽在病中仍念念不忘教学，他常常提出一些问题是我们应该想到但是却没有想到的。我们应该向他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可惜张先生这些主张由于那些年政治运动太多而未能实现。

十年动乱期间，张先生已经卧床不起了。但是当他知道笔者之一遭“红卫兵”野蛮殴打受伤后，还托人送来他保存多年，并亲笔写上标签的云南白药。不久，张先生自己和崔先生竟然也被拖到生物楼批斗了。我们当时都被扣上了“牛鬼蛇神”的帽子，没有行动自由，但笔者之一曾几次于傍晚月色朦胧之际潜入张先生和崔先生家中向二老慰问，但也只能慰问没有别的办法帮助二老了。

今年是北大生物学系成立七十周年，也是张先生的诞辰一百周年。张先生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为北大生物学系的建立和发展贡献了全部力量。他是我们的好老师，他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