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历程

李汝祺（1895-1991），中国著名遗传学家，曾任燕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遗传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等，是我国遗传学奠基人之一。1918年赴美留学，获普渡大学硕士学位，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摩尔根，于1926年获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果蝇染色体结构畸变在发育上的效应》至今仍被视为遗传学经典文献。回国后，李汝祺在多所大学任教，创建细胞遗传学实验室，以果蝇等为材料开展开创性研究。他融合胚胎学、细胞学与遗传学，开辟新研究领域，发表众多论文，著有《细胞遗传学基本原理》等，培养了一批遗传学研究骨干，为中国遗传学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怀念我的老师李汝祺先生--吴鹤龄

我的老师李汝祺先生（1895-1991）是我国生物学界的前辈，遗传学界的一代宗师。他经过了两个世纪，三种社会制度，可谓历史沧桑，饱经风雨了，作为在他身边工作了35个年头的学生和助手，在他辞世以后的这些年里，他的音容言行一直在激励着我奋进，他的谆谆教诲使我终生难忘。

李汝祺教授1918年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毕业后进入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农学系，1923年毕业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动物学系研究院，从师于摩尔根教授，从事果蝇发生遗传学的研究工作，并在1926年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位论文，成为该实验室第一位获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1935年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从事细胞遗传学研究。1936年回国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院、北京大学理学院动物系教授，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生物学系教授、动物遗传学教研室主任，至1989年退休。李汝祺教授还担任过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中国遗传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学术委员等职务。

李先生为人正直，他既以严谨的态度对待科学、对待工作，也不趋炎附势。解放后，摩尔根学派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李森科学派某些人的武断结论和粗暴作风的压力下，李先生宁愿中断教学和科研工作，也要坚持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实践的作风，当时在校讲学的苏联专家提出马蛔虫不具减数分裂过程，因此否定减数分裂的真实性，从而否定染色体遗传学说。李先生在这位专家面前坚持自己的科学论点，提出马蛔虫一定有减数分裂过程，并指导我和研究生进行了细致地分析研究工作。实验结果证实了李先生的论点。李先生还对我说：“一个科学工作者，首先要尊重事实和科学实验结果，绝不能弄虚作假，离开科学实践去进行推论，这是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品质问题，也是对国家对人民的负责精神。”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一直用这几句话鞭策自己。

李先生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非常注意贯彻“双百方针”。1957年4月《光明日报》刊登了李先生写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的文章，毛主席看后十分赞赏，并把标题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在当年5月1日由《人民日报》转载，毛主席还加了按语。50年代后期，系里安排我开设米丘林遗传学课程，李先生表示支持，并说教学计划安排了就要有人去教，这符合百家争鸣的政策，还鼓励我不要怕，他还说“是科学规律的东西谁也扼杀不了，不是科学事实的虚假面目最终必会垮台”。1987年中国遗传学会成立，李先生当选为第一任理事长，在行政工作中他坚持双百方针，注意团结持有不同学术观点，或曾经批判过自己的同志一道工作。从这里也看到李先生为人正直，坚持原则，豁达大度，宽以待人的品德，他这些为人师表的高尚品德，长期以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使我们受益匪浅。

1956年李先生讲授普通遗传学，我是他的助教，负责准备实验课和培养刚从国外引进的果蝇。一次李先生来看我的试验，发现在麻醉的果蝇群中有一些很小的果蝇，他要我解释这个现象。我说这可能是由于营养不足引起的，不是遗传原因造成的。李先生又问我为什么同一瓶中大部分果蝇都是大的，并严肃地对我说：“你不要忙着回答我，你应当把小果蝇取出来饲养传代，分析结果后再回答我的问题”。他还说做科研工作如果发现一点初次遇到的现象，要留心观察，多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如有条件就设计几个实验分析原因，万万不可想当然或人云亦云。

在学术上李先生学识渊博，学术造诣高深，他在指导我作科研工作时经常提醒我在设计实验时只注意研究基因的结构是不够的，还要开展有关基因表达和调控的研究，因为生物个体各种性状的建造就是该生物基因组中的部分基因在个体发育过程中不同时空表达的结果，所以只有从生物发生过程中去研究基因的功能才能真正了解基因如何控制性状形成的机理。他一贯认为细胞、胚胎和遗传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从这一观点出发去研究遗传学中的问题，才能揭示遗传和变异的规律。望着这位为中国遗传学事业辛勤耕耘毕生的老人，倾听着他谆谆教诲的话语，我由衷地感激我的老师，并沿着这条思路把我们的科研工作继续开展下去。

李汝祺教授一生治学严谨，诲人不倦，严于律己，宽厚待人，是我们晚辈的良师益友，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