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历程

崔之兰，字友松，安徽太平人。动物形态学家。曾任清华大学教授，云南大学教授生物学系主任，北京大学教授。我国动物形态学的开拓者之一。1946在英国显微科学期刊上连续发表的五篇关于两栖类胚胎发育的论文，奠定了她在我国动物形态学领域的地位，成为我国早期动物胚胎学，组织学研究工作的开拓者之一。毕生从事高等教育事业，以高度的热情倾注在教学、科学研究和培养师资工作中，成绩卓著。

一代师表，风范长存 怀念崔之兰教授--王平

1952年院系调整后，我在崔先生指导下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直到1966年6月，师承崔先生14年之久。1972年秋当我重返教学岗位时，她已离开我们一年多了。失去了这样一位良师，心中时常难以平静，不能自遣。她离开我们25年了，但是她的音容时时浮现眼前，她的教诲永志难忘。

崔之兰教授（1902年—1971年）是我国动物形态学的开拓者之一。1926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农业生物学系后，留校任教。1927年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1929年留学德国。1934年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动物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1934年-1937年在北京大学生物学系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到昆明，在云南大学生物学系任教10年，并兼任系主任。1948年回到北京，任教于清华大学生物系。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生生物学系教授。崔之兰教授毕生从事高等教育事业，以高度热情倾注在教学、科学研究和培养师资工作中，成绩卓著。

她曾讲授过动物学、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和人体解剖学等课程。几十年如一日，树立了认真负责、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勤奋与严谨的学风，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她讲形态学课时，联系系统发生、个体发生和生理机能，有很强的系统性和逻辑性；讲解清楚，条理分明，引人入胜，教学效果极佳。尤其是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的教学，她以丰富而简练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为生物学系和医学院校及师范院校培养了大批教学人员。解放初期，她曾同时在北大、清华、和燕京三个大学讲授此课。1959年夏，崔先生应邀赴昆明为云南大学生物学系及西南地区各高等院校包括师范院校和医学院校的有关教师讲授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为西南地区培养了大批师资。当时崔先生已年近花甲，她积极、负责，全身心投入备课和教学，其诲人不倦的精神感人至深，参加学习的教师们至今难忘。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是人体解剖学课的开设。1952年院系调整后，根据当时的教学计划，生物学系学生要学习人体解剖学，使同学得到人类学、人类起源和进化的知识。在我国生物系从未开设过此课程。崔先生毅然承担了这项教学任务。且不论内容生疏，就实验条件欠缺和准备时间的短促（只有一个多月）而言确非易事。崔先生作为已从事动物形态学工作20多年，学有专长的老师能从教学需要出发，担此重任确实令我敬佩。这给我上了“第一课”。她带领臧文娣和我，日以继夜地边学，边写教材，边备实验。同时，张瑞清、刘增元和刘和等同志也积极投入绘图、收集和制作人体标本。在崔先生的领导下，及时为院系调整后生物学系的和第一班大学生开出了人体解剖学课。上第一堂课时，讲义和实验指导都已事先发给同学。她的严谨的治学态度表现在她的严肃活泼的课堂教学、整洁有序的实验室和合理安排的实验课上。

崔先生一般是在星期日上午，人们会看到她在生物楼113工作室独自默默地为下周的课作精心的准备。当时讲的课程，如胚胎学、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她已教过近30年了，但是，每一堂课，她从教学内容的编排、配合，讲解的每一张挂图的选择、摆放位置和次序以及难点的讲解等细节都要反复斟酌。例如，关于心脏主动脉半月瓣的作用，她反复考虑后，利用上课时穿的实验服口袋作形象演示。她将手插入口袋表示瓣膜向腔内鼓胀，阻止血液回流，将手从口袋表面由下向上推移，表示血液的顺流。1952年听过她讲课的学生，经过40多年了，对此情节仍记忆犹新。

崔先生非常重视学生的实验课。她总是亲自指导实验课的准备，经常到实验课堂指导教学，并了解同学的听课效果。

崔先生对中青年教师、进修教师和研究生关怀备至，严格要求，指导我们教学时，她从讲课内容、教学方法到讲课用辞、黑板书写、甚至衣着等，凡关系到教学效果以及“为人师表”形象的事无论巨细都要过问。一般第一次讲课都要经过多次试讲改进，力求达到好效果，才能通过。上课时，她亲临课堂，听课后再给以进一步指导，以保证教学质量。她严格要求我们，备课要做到“双保险”，万无一失；科学研究实验也要求做到“双保险”。

教学之余，她从未间断科学研究。40年代在云南大学期间克服困难、因陋就简，坚持对无尾两栖类嗅器官的胚胎发育进行系统地观察和实验研究。1946年，她在英国显微科学期刊上连续发表五篇关于两栖类胚胎发育的论文。这些工作推动了我国动物学研究逐步走向成熟，也奠定了崔之兰教授在我国动物形态学领域的地位，她成为我国早期动物胚胎学、组织学研究工作的开拓者之一。50年代到60年代，她根据长期的科学实验实践，对科研方向作出了有独到见解的选择，以无尾两栖类蝌蚪尾为实验材料，探讨动物组织的发生、分化、生化、萎缩、重建和再生等形态建成的一些基本规律。蝌蚪尾具有动物机体的四种基本组织，而且结构简单、清晰。北方狭口蛙（Kaloula borealis）蝌蚪从胚胎发生到变态完成只有21天，其间尾部经历了组织的发生、分化、萎缩和退化的全过程。北方狭口蛙在雨季繁殖，正值学校放暑假，从教师工作时间考虑也是一个理想的动物模型。人们不会忘记，多少个暑假崔先生带领我们教员和学生持之以恒地进行此项研究。除已发表的《北方狭口蛙蝌蚪尾形成和生长的组织学观察》（动物学报，1959）和《北方狭口蛙蝌蚪尾在变态期退化过程中的组织学观察》（北方大学学报1966）外，崔先生在1964年中国解剖学会年会上宣读了有关北方狭口蝌蚪尾在没发育阶段的再生可以促进肌肉组织的再生等等。这些论文得到与会同行们的好评。医学界的专家们认为，这些研究揭示的一些规律可供医学实践和研究参考。近年来国际上进行的分子水平的发育生物学研究中也选用蝌蚪尾为实验材料。

最后，我想谈谈关于崔先生最后的遗作《蛙类的早期胚胎发育，特别着重于原肠背壁形成中的某些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1）。此项工程是根据1963年她指导的高沛泳、宁国杰和彭孟德三人关于无尾两栖类的原肠顶形成的毕业论文写成的。崔先生是在1969-1970年身患重病（癌症晚期）的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在家中写成原稿的。我参与过1963年的工作，并根据她逝世前一天的临危遗嘱，怀着对她的崇敬和悼念的心情，力求按照她原稿的观点整理了她未完成的遗作。李伯时同志和曹焯同志帮助补充了插图和照片。此论文发表时，崔先生已逝世十年了。这篇论文对蛙类中胚层的形成和原肠背细胞的来源和转归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她在论文中提出的“观察蛙类早期发育形态时要注意的几个问题”，总结了她30多年从事胚胎学教学与研究的经验和心得，代表了她对后人的最后谆谆教诲。其中有许多富有哲理的概括，例如：“研究胚胎发育中形态发生的变化，必须有整体观点和动态观点”，“必须注意各部分在不断变化中相互制约和相反相成的关系”，“应当善于从片面联系整体，从局部看到全貌，从形态的变化看到连续不断的运动。总之，要通过局部的现象，抓住全面的本质”，以及“在激烈的分化、改组过程中新的发生和旧的死亡退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彼此制约以达到正常发育”等等。尤其是她提出：“个体发生的研究应当重视重演学说，但不应当囿于重演学说。”的观点对后人是非常重要的提示。这最后一篇论文是她留给我的“最后的一课。”

崔先生逝世已近25年了，值此北京大学生物学系成立70周年纪念之际，我们更加崇敬她为教育事业，为北京大学生物学系无私奉献的精神，崇敬她的勤奋、认真、一丝不苟、精益求粗的治学态度和兢兢业业、鞠躬尽瘁的高贵品德。愿一代师表的风范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