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历程

陈德明，生物学家，教育家，北京大学教授，生物学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他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生物物理学专业，建立了北京大学放射生物学专业，北京大学生命科学中心，北京大学分子生物学研究所。引进了大量的先进科研仪器，对我国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的发展以及全国大学在生物学科的教学、科研方面实现现代化的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他是我国开展昆虫性外激素研究的创始人，在松毛虫性外激素系统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怀念德明--曹宗巽

德明和我同龄，我们都出生于1920年，他长我四十余天。德明和我都是解放初期从海外回国定居的。不久前我收到了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亲历、亲见、亲闻》一书，上面登载着我们两人应征撰写的文章。他写的题目是“留学归国前后”，我的题目是“归去来兮”。这本长达30余万字的书上的第一张图片便是陈德明提供的1950年8月31日乘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威尔逊总统号”回国的留美学者、学生的合影。在这张合影上，我找到了年轻的德明。于是，记忆的闸门被打开了，六十年前的往事跃然纸上。

我于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生物学系(原清华学生)，德明毕业于1942年。最先知道他的名字是由于他的动物生理实验报告写得好。当时管实验课的陈耕陶老师在众多的报告中发现了德明写的那份，大为赞赏，并作为典范在全班全系传阅。我当时虽已毕业任教，也见到了这份报告，感到写得确实准确、精炼，没有废话，科学性很强。以后常在校园里看到他，知道他不但学习拔尖，也是文体活动的能手，常见他随身携带一台六弦琴演奏。

由于我是植物学组的，德明是动物学组的，在做助教期间，我们接触不多，我只知道他在沈同教授领导的科研组内干得很出色，成果累累。

我于1944年离开昆明，赴美学习，以后和德明便失去了联系。直到1951年我回到北大后才得知德明已在我之前于1950年由荷兰转道美国回国。当时他被认为是一位进步教授，领导着动物系的抗美援朝的捐献活动，并积极参加抗美援朝下乡宣传工作，是党的积极分子。

院系调整后我们同在北大生物学系工作。由于在不同的专业，接触仍然不多；但作为老同学，彼此总是相互关心着。

德明留给我的最深的印象是他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碰到不合理的事情总要打抱不平。他坚持真理，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是个正义感很强的人。

我们回国后，经历了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尽管有不少磕磕碰碰，但我们都死心塌地地跟党走。德明于回国后不久，即提出入党申请，终于在1982年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在1960—1962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高级知识分子可以凭证每月购买一些特殊供应物品。没想到德明竟坚决不买，坚持和全国人民一道挨饿。

在“文化大革命”中，德明受到了残酷的迫害，甚至遭到毒打，但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决不乱说乱“咬”，维护了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的尊严。 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环境中德明对师长也极其尊敬爱戴。我们的老师张景钺教授逝世后，我看到他在老师的遗体旁，长时间守灵，眼含热泪，悲恸之情，感人至深。

粉碎“四人帮”之后，德明重新作了生物学系副主任、主任。作为系领导，德明总是默默地支持我的工作。1978年后，我招收了不少研究生，但只有后小楼一间实验室，非常拥挤。德明知道后，无私地将自己生物楼217的实验室让给了我。我的大部分硕士、博士研究生都是在这间实验室里培养出来的。他从未以权谋私，总是兢兢业业，一心一意要把生物系办好。他被选为世界银行贷款第一个大学发展项目审议委员会副主任，他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选派教师出国进修，聘请外国专家来校讲学，创建生命科学中心，更新仪器设备，在这些方面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为生物学系的科研进入分子生物学的水平奠定了关键性的基础。

德明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是坦然无愧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