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12日下午，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细胞生物学系终身教授，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士袁钧瑛来到北京大学，在邓佑才报告厅为生命科学学院的同学们做了题为“解开细胞死亡的秘密”的讲座。这是新学期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展望事业，探讨人生”系列讲座的第三场，也是又一次大家能与学术界的前辈交流并向他们学习的机会。
       袁钧瑛教授1977年以上海市应届生高考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业。1982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考入上海第一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院，并以优异成绩考入CUSBMBEA项目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989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1990受聘于哈佛大学医学院，任助理教授。1996年任哈佛大学医学院副教授。2000年至今任哈佛大学医学院终生正教授。
       袁钧瑛教授多年从事于细胞凋亡机制的研究，是世界细胞凋亡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并是世界上第一个细胞凋亡基因的发现者。该发现为世界细胞凋亡研究领域奠定了研究基础，引发了世界上众多的实验室从不同的角度开始对细胞凋亡进行系统的研究，也为她当时的研究生导师Horvitz教授获得2002年的诺贝尔奖做出了重要贡献。袁钧瑛教授的研究工作多发表在《科学》，《自然》，《细胞》等国际一流杂志上，共148篇，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细胞死亡研究领域里的权威,曾获得各种国际奖项和荣誉11项，多次被国际会议特邀做大会报告，也曾被诺贝尔奖委员会多次邀请做专题讲座。袁钧瑛教授曾兼任 Bristol-Meyers Squibb, Pfizer, GlaxoSmithKline, Aventis, Merck, Millennium, Amgen 等众多国际大型药物公司的顾问和“Journal of Cell Biology”、“Current Biology”等8个国际著名杂志的编委。鉴于袁钧瑛教授在科学上所取得的成就，她在2007年当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在2010当选为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士。
       就是这样一位学术成绩为人所公认的大家，却一点也没有显露出与学生们的距离感。在讲座开始时饶毅院长的简短介绍后，袁钧瑛教授很亲切的开始向我们讲述她的故事。她所展示的第一张幻灯片上展示了1962年她所在的家庭，那位坐在照片正中央的小女孩就是儿时的袁钧瑛教授。那时正是一家人平安生活的时候，而袁钧瑛教授作为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也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可以说生活十分幸福。然而命运总是不可揣测的，文革的爆发给这样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而这便成为了她所要面对的新的成长环境。袁钧瑛教授的下一张幻灯片深深的震撼了我，因为其中只有她与她的外祖母、母亲和弟弟，这与前一张照片有着天翻地覆的差别。不过用袁钧瑛教授自己的话说:”What is fortunate”，她遇到了陆载阳老师，虽然她直言不讳老师教英语的实力有限，但仍然十分感激他所给予她的支持与帮助，正是这位老师所说的她注定要进大学。
       然而在文革期间根本就没有大学上，当时作为一名学生干部的袁钧瑛教授也没有想过上大学，而却是一名上山下乡的积极分子。此后，她来到了上海机械厂工作，时间不长就赶上了高考的恢复，而这也就是袁钧瑛教授所说的她人生中的”first key”。然而这个key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当时由于没有复习资料，是她的老师从被封的图书馆中把高中课本拿了出来给她，而就是那四个月的奋斗使她成就了人生中的第一次辉煌。袁钧瑛教授所提到的她人生中的”second key”是她祖父所说的一句话：生物适合女孩子，化学是方向，而因此她就进入了复旦生化班，并在这里见到了她未来的丈夫。在这之后，袁钧瑛教授幸运得赶上了第一次出国潮，并来到了波士顿。
       袁钧瑛教授以她那幽默的语言讲述了她初到美国时的忐忑与不安，而后则找到了她母亲“朋友的朋友”才安顿下来。袁钧瑛教授在她的第一个导师那里并没有得到太多机会，细胞传代的工作并不适合她。她真正的事业的开始是在第二个导师那里，那时她作为博士生接触到了亨廷顿氏舞蹈症病人，他们坐在轮椅中颤抖的样子深深的触动了她，觉得那十分的devastating，要知道只要得这种病就没有办法治，医生只能给予一些减轻症状的药物。基于有关这一方面的学习，她提出了对当时公认观点的一种质疑，就是人体细胞死亡可能不单单是被饿死，而可能是一种”cell suicide”,因为人的神经在发育过程中也会有大量的细胞死亡。这样，袁钧瑛教授就开始寻找做这方面研究的实验室，最终到了MIT并最终发表了相关的博士论文。此后，又是一次机遇让袁钧瑛教授获得了自己的实验室来更深入的研究细胞凋亡，仅几年时间，成果就在Cell上发表，奠定了人们对细胞凋亡深入研究的基础。
       当然，袁钧瑛教授的生活也不只是研究，她的两个孩子与我们同龄，都各自在求学之路上。而后来她所展示的一张照片也更显示出了她欢乐的一面，让全场沸腾了起来，那就是我们敬爱的饶院长抱着袁钧瑛教授的被烟花吓到的儿子，旁边还有饶院长的女儿，那张照片中人物的丰富的表情实在难以用语言来形容。而这张照片也展示出了袁钧瑛教授作为一位来自中国的生物学界的拓荒者，为后来的中国生物学界学者打开的一扇门，因为很多的中国人做生物都会选择去波士顿，当然，他们也经常一起开party。
       最后，袁钧瑛教授展示了一些近期的研究成果，包括对于apoptosis inhibitor的深入研究等，因为虽然有关此类问题所发表的文章十分多，人类却暂时还没有能力制造出一种药物来抑制细胞凋亡所造成的病症。袁钧瑛教授的研究目的就是要发现能够拥有这样的生理功能的小分子并试图将其定向得作用于发病处，她也将因此受到很大的挑战。
       在接下来的学生提问时间里，许多同学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限于笔者是大一新生，所以对于很多关于最新生物问题的讨论还不甚了解。但是作为一个“展望事业，探讨人生”的讲座，同学们也提出了很多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有女生问到如何看待女性做科学的问题，袁钧瑛教授很自然的回答：”science is pretty good.”因为科学家做研究的时间还是很有弹性的，只是在做研究时会很累，尤其女性还需要照顾家庭，但是这并不苦，因为这正是想要做的事。而当问及有关科学方面的问题时，袁钧瑛教授回答说科学最重要的是问，而且是要在了解某一方向后提出一些新的问题，虽然现在本科生们有很多问题，但这些还没有达到真正的科学性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对知识的进一步积累；在做研究时，我们一定要“耐得住寂寞”，而且要“坚持做下去”，只有坚信自己的研究是值得的，才能够最终有所收获，就像袁钧瑛教授自己，在做细胞凋亡工作的开始，人们都对她的研究持怀疑态度，并没有得到太多支持，但她最终开启了细胞凋亡研究的新领域；当然，这还要建立在自身有一定的悟性的基础之上，没有悟性终究是体会不到科学的奥秘的。针对在座的本科生，袁钧瑛教授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就是找到一个好的导师，从此获得好的训练，并为以后的研究打下基础。最后，当被问及研究的动力是，袁钧瑛教授只说了一个词：curiosity。
       我想，这一次的讲座不仅让我们了解了袁钧瑛教授所走过的路以及所做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我们体会到了大家的人格魅力，领略到了她作为一名顶级科研人员的气概，为我们今后的科研道路树立了一个优秀的榜样，使我们受益匪浅。
                                    撰稿人：戴进
                           所在单位：生命科学学院2010级4班
                                 撰稿日期：2010年11月13日